2010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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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11 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2010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美國經濟學家彼得·戴蒙德、戴爾·莫滕森和具有英國、塞浦路斯雙重國籍的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季斯3 位學者共同獲得。獲獎后，彼得·戴蒙德說：“這是一個能讓人屏住呼吸的消息，你突然意識到不僅僅這一刻發生了變化，你生命中的所有事情都發生了改變。”
“我一定要先好好睡一覺。”幾天前，當彼得·戴蒙德第一次聽到自己獲得2010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時，他感到“簡直難以置信”。
當時，他正從新西蘭返回美國，他的兒子和太太都已在機場等候多時。但告訴他這一消息的不是他的家人，而是一個遠在倫敦的朋友。“很慶幸，當時不是我在開車。”他打趣道。
“那么，你會怎么慶祝呢？”當被記者問到這一問題時，彼得·戴蒙德說他得先讓腦子休息一下，“所以一定要先睡覺。”第二天，彼得·戴蒙德回到列克星敦市。市長請他到市政大廳，他站在那里和眾人一起慶賀。
后來，在他就職的麻省理工大學，戴蒙德出席新聞發布會時稱：“這是一個能讓人屏住呼吸的消息，你突然意識到不僅僅這一刻發生了變化，你生命中的所有事情都發生了改變，機遇一下子全部向你敞開了懷抱。”
另一個美國人戴爾·莫特森比戴蒙德更早知悉獲獎的消息，他目前正在丹麥奧胡斯大學做訪問教授。接到諾貝爾獎組委會的電話通知時，他正和同事共進午餐。
莫特森說，組委會要求他不要和別人分享這一消息，因為30 分鐘后瑞典官方才會正式宣布。“因此，我坐在桌子旁，只字未提。但我想他們從我臉上的笑容便知道發生了什么。”他說。
此后，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美國經濟學家彼得·戴蒙德、戴爾·莫滕森和具有英國、塞浦路斯雙重國籍的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季斯3 位學者共同獲得。
在頒獎詞中，瑞典皇家科學院如此表示：“在勞動力市場上，很多公司有不少工作空缺，而一些失業人員找不到適合的工作崗位。戴蒙德等人所開發的理論，解釋了市場上的這種沖突。他們的理論不僅在勞動力市場上是領先的理論體系，而且這些理論可以適用于勞動力市場之外的其他領域，比如房地產市場經濟學和家庭經濟學等。”
消息發布后，彼得·戴蒙德的老友、2008 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在為《紐約時報》撰寫的專欄中，恭喜戴蒙德獲獎。他寫道：“我曾經的同事彼得·戴蒙德，與戴爾·莫特森和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一起，共同獲得了2010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這絕對是實至名歸。戴蒙德獲獎的原因是對市場沖突的研究，這是極為重要的研究領域。然而，作為深邃的思想家，戴蒙德的成就不僅局限于這一領域。”
彼得·戴蒙德生于1940 年，1960年畢業于耶魯大學，獲數學學士學位；1963 年，年僅23 歲的戴蒙德獲得了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后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開始教學生涯。自1966 年起至今，戴蒙德一直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2002 至2003 年，戴蒙德被推選為美國經濟協會主席。多年來，該協會的主席之職，大多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擔任。
1977 年，37 歲的戴蒙德在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期刊上發表了《社會保障分析的基本框架》，本文堪稱養老保險體系方面的經典文獻。
戴蒙德認為，在一個自由的市場，無論市場運作多么完善，總會有許多公司發現有不少工作崗位空缺，而一些失業人員又找不到適合的工作，這種失業叫做摩擦性失業。戴蒙德認為，盡管摩擦性失業不可避免，但失業者可以縮短尋找工作的時間，從而提高找到工作的效率。效率的提高與一個國家勞動力市場體制有關。因此，戴蒙德建立了“工作搜索模型”，這個模型解釋了失業率和空缺崗位的形成原因，以及如何減少摩擦性失業。
皮薩里季斯與莫滕森進一步完善與改進了這一理論。他們的理論被以三人的名字首字母命名為“DMP 模型”。盡管“DMP 模型”主要是針對勞動力市場而建立的，但還可以適用于其它領域，如房地產市場政策。
在3位經濟學家中，戴蒙德名氣最響。今年4 月，戴蒙德被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名出任美聯儲理事會理事，但在共和黨參議員的阻撓下未果。9 月13 日，奧巴馬再次提交了對戴蒙德的提名。
對于戴蒙德落選美聯儲，克魯格曼表示：“就是這個彼得·戴蒙德，共和黨議員卻曾阻止他進入美聯儲，因為共和黨竟然懷疑他能力不夠。”
持有相同觀點的是奧巴馬，他在給彼得·戴蒙德的賀信中說：“我希望你的提名，能夠盡快獲得參議院通過。”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席杰森·福爾曼，也利用在丹佛的一次早餐會敦促共和黨參議員通過對戴蒙德的提名。“我的希望是，阻礙彼得·戴蒙德進入美聯儲理事會的那小部分人能夠通過這次獲獎了解到，他完全具備相關的資格。”
但共和黨議員們則表示，“盡管諾貝爾經濟學獎是一種重要的認可，但瑞典皇家科學院并不能決定誰有資格加入美聯儲理事會。”共和黨參議員理查德·謝爾比在一份聲明中說。
共和黨人此前的反對理由，主要是戴蒙德缺少相關的對宏觀經濟問題作出決策的背景。值得一提的是，戴蒙德曾是現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的老師。1979年，在麻省理工就讀的伯南克，在博士論文中特別感謝戴蒙德，感謝后者花費了大量心血閱讀并討論了他的研究成果。
“他是個心地善良而又十分可愛的人”
對于戴蒙德此次受阻，“我真的感到很困惑，”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史蒂芬·萊維特說。當年，史蒂芬·萊維特還是一名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時，就曾當面求教過彼得·戴蒙德。“他絕對是天才，因為他的論文我要看四五遍才能理解。有時候，就算讀很多遍之后，也還是不明白。”
史蒂芬·萊維特第一次見到彼得·戴蒙德時，看見他腳拖一雙涼鞋，但是沒穿襪子。“我覺得他這副打扮太古怪了。”后來，萊維特說：“現在，我坐在芝加哥大學的辦公室里，也是不穿襪子，再拖一雙涼鞋。他就是這么悄無聲息地影響著周圍的人”。
那時，萊維特在寫了一篇“有關犯罪”的論文之后，去請教彼得·戴蒙德。在去之前，萊維特在論文上加了一個說明：“本文沒有包含犯罪程序等要件。”結果，戴蒙德把這句話重點描黑之后，就再也沒有看過文章了。他告訴萊維特：“如果你做了一個糟糕的假設，你的故事基本就不用讀了。”
“這影響了我對于世界的看法，”萊維特說， “20 多年來，我一直遵循他的教誨。”萊維特記得和彼得·戴蒙德在一起最有趣的時光，是在大學的研討會上。“通常，他聽著聽著，都會睡著了。但是，奇怪的是每當到了最關鍵的時刻，他就會突然睜開眼睛”。
“睡醒”之后的戴蒙德，會向演講者拋出一個個極其刁鉆的難題，讓他們站在臺上無所適從。但，每次到最后，解圍的那個人還是他自己。“因為，他會接著把答案一一道來，從而道出會上最精辟的論點”。
“他是一個心地善良而又十分可愛的人。”萊維特說。
1998 年，汪丁丁到美國拜訪薩繆爾森，他聽到這位經濟泰斗評價戴蒙德時，用了一個詞——“經濟神童”。“對此說法，我完全同意。” 汪丁丁說， “因為我在許多不同領域讀書時，常見到戴蒙德的作品，感覺他就像 1920 年代的拉姆西。”拉姆西是一位天才，只活了26 歲。
當他的經濟論文被31歲的凱恩斯嘖嘖贊嘆時，他才17 歲。
拉姆西一生都在用哲學的眼光看世界，戴蒙德亦是如此。除了被世人熟悉的理論“世代交疊模型”，戴蒙德還是美國社會保障研究院的創始人之一、本世紀美國最重要的公共政策研究者。
1996 年，戴蒙德提出養老保險體系改革的五點建議，如改變退休年齡、個人賬戶的設立、養老基金投資的多元化等，對各國社會保障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
大約十年之后，他來到中國和吳敬鏈、周小川、項懷誠等人一起，參與了中國養老保障的研究項目。
戴蒙德早期的研究，主要關注國家債務對經濟行為的長期影響。此后，戴蒙德開創性地將收入分配與經濟效率結合起來，對商品稅收進行了分析。
1994 年，戴蒙德獲得了美國西北大學的歐文·普萊恩獎。在頒發該獎時，西北大學校長阿諾德·韋伯這樣說道：“戴蒙德的研究，為其他經濟學家開創了新的研究領域。很少有學者能做到哪怕一次，而戴蒙德至少做到了三次。”
彼得·戴蒙德：“被人關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Q：你最早聽到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時，你在哪里？
A：我正在一個從舊金山到波士頓的紅眼航班上。這是一個自新西蘭開始的漫長旅程的最后一段。當我下飛機時是早上七點，至此，我對諾貝爾獎一事一無所知。我的妻子和我的兒子到機場來接我。然而，并不是他們告訴我這個消息，而是我的朋友從倫敦打電話來恭喜我。這是我第一次得知這個消息。
Q：如此忙碌的一天是不是一個意義非凡的開始??？
A：是的。我已經感覺到了。這對于我而言確實是有著非凡意義的一天。
Q：你是那種很享受被公眾關注的人嗎？
A：是，也不是。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它是一個能夠讓我更多地接收各方信息的機會，按照我平日里處事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這確實是我所需要的。
Q：你所任教的麻省理工大學是什么反應呢？
A：同事們第一時間寫了賀信。在麻省理工大學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有人問到了美國經濟的刺激政策以及政府救助銀行業的問題，我認為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雖然這些并不是和諾貝爾獎緊密相關的問題，但是它們被大眾所廣泛關注。
我認為美國民眾應該認識到，如果不對經濟進行刺激，美國的失業率將比現在更高；如果政府不對銀行業進行救助，美國的失業率也將比現在更高。所以，當我被問到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很樂意進行闡述。
Q：您曾經也和其他的經濟學家有過長期的合作，比如1996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莫里斯？
A：是的，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1964 年，在蘇黎世的一場經濟學相關的會議上，之后我們成為好友。1965年我在劍橋工作，1967 年夏天我攜同新婚的妻子再次回到劍橋，我們發現我們有很多共同的興趣，于是我們開始了共同合作。長久以來，我們喜歡一起工作，我們如今仍然一起工作。雖然我們并沒有共同發表過什么論文。
Q：今年是你和其他兩位學者一起分享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那么你和戴爾·莫特森、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此前有過合作嗎？
A：不，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他們，也很欣賞他們的工作。我之前提到我在麻省理工的研究工作，其中一個有助于我工作發展的關鍵，就是戴爾·莫特森的一份研究報告。那份報告為我的理論的建立提供了很多靈感，所以我經常說他的報告，對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Q：得到諾貝爾獎你有想過怎么慶祝？
A：睡覺可能是最好的慶祝方法。大腦終于可以停下來，身體也可以得到休息。可能明天我會考慮用其他的方式來慶祝。
Q：一開始，你是如何進入經濟研究領域的？你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想到自己會成為一個經濟學家嗎？
A：進入耶魯大學后，我必須選定一個專業。一開始，我在紙上寫下的是“機電工程師”。但我覺得，我同時也得把這個專業的壞處也想想清楚。我認為做一名工程師，肯定能過上體面的生活，而我的數學和物理都很好。但是，我的手不是很巧。這算不算是一個問題呢？在耶魯大學，很多新生都和研究生住在一起，我也一樣，和研究生住在一起。研究生他們是我們的顧問，這是我們學校的一個傳統。
我的室友就是選修的電氣工程，他告訴我說，這個學科其實很乏味，全是一長串一長串的方程式。我感到那些對我毫無吸引力，但我實在不愿意放棄數學。后來，我就決定選擇經濟學，那就可以運用很多數學模型了。當我把決定告訴我的室友時，我永遠忘不了他驚奇的樣子。
（訪問譯自諾貝爾獎官方網站和著名宏觀經濟學雜志《Macroeconomic Dynam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