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次創新”到“包容性創新”

　　從“二次創新”到“包容性創新”

　　——訪浙大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吳曉波教授

　　網上曾經有人對國內的幾所名校做過比較，并總結了幾句有意思的話，其中有這么一說：“清華是出官員的學校，浙大是出老板的學校”。浙商被譽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為出色的全球化商人群體，而浙大管理學院也被認為是企業家和商業領袖培養的搖籃。學院目前有全國唯一的創新管理院士，有全國唯一的創業管理博士點。學院坐落在紫金港校區，我對其常務副院長吳曉波教授的采訪就在他辦公室里進行。我看寬敞的辦公室中，最醒目的就是集古今中外書籍的書柜了。吳教授儀表儒雅，英語表述流暢自如。他很忙，周末又要去比利時、法國和荷蘭。該學院國際學術交流頻繁，僅在歐洲就與二十多所大學有合作項目。我們談的話題不少，從Global和International的區別，到全球思維、全球人格的建立;從江浙沿海企業家的特色、90年代初的污染，到可持續發展，社會理性，具有平民意識的精英分子的重要性。他的思想是融會貫通、互為表里和自成體系的，不過其間談得最多的，莫過于“二次創新”和“包容性創新”。

　　80年代末期，還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吳曉波，注意到“中國制造”在令世人矚目地迅速崛起的同時，也存在一系列令人困惑的與中國企業相關的知識產權糾紛案、反傾銷訴訟案和劣質產品泛濫等問題，這些問題使他憂心。所以當時就開始了企業層次上的技術創新管理方面的研究。基于中國企業的特色，他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二次創新理論。

　　“二次創新是在開放的環境下，學習與創造交織在一起”的一種創新。整個創新進化過程可分為：模仿創新、創造性模仿、改進型創新、后二次創新等四個階段。他認為：“在當前制造業全球化的新形勢下，如何發揮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合理配置全球資源，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提升中國制造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從而增強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優勢，是當前中國制造業發展面臨的首要問題”(見注釋1)——這在當時顯然是頗具前瞻性的。

　　二次創新在吳那里還被認為是獲取后發優勢的有效途徑。如果說提升中國制造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是“二次創新”理論的核心組成，那么，“后發優勢”就是理論中的亮點了。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這在中華文化中也是有思想基礎的。

　　順便說一下：筆者長期在美國生活，近數十年來美國超市里和購物經歷中無處不在的“Made in China”，使人深切感受到中國制造業的全球化影響。對“Made in China”的多方位的反饋信息的了解，也使筆者多一份對二次創新理論深刻內涵的理解把握以及對其實用性、指導性的信服和期待。

　　吳曉波的“二次創新”理論的不少組成部分，完善于他在劍橋大學訪問期間，這使得劍橋大學制造研究院院長邁克·格雷戈里教授為此自豪。其時為浙大校長，現為中國工程院常務副院長、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副理事長兼工業設計分會主任委員的潘云鶴院士，親為其相關專著作序。潘院士是很重視中國自身的創新能力的。

　　確實，在過去的一些年中，中國企業迅速吸收引進技術與經驗，并在引進的基礎上二次創新，提高了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無疑，二次創新理論還大有用武之地，中國從制造大國到創新大國的奮斗目標離實現恐怕也還會有很長一段奮斗歷程。

　　然而，隨著前些年經濟的突飛猛進，另一些嚴峻問題出現在了中國乃至其它新興經濟體國家，成為了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阻力：那就是發展過程中收入分配差距和貧富差距的急劇拉大。傳統產業、適用技術、三四線城市和不發達地區被愈益排斥在創新大背景之外。在大力提倡高新科技和大都市建設的大潮中，科技投入、基礎設施、各類投資等方面在不知不覺中漸漸遠離體制和政策設計的核心。因為多年作為世界的制造基地，生態環境尚未能得到足夠的保護。弱勢和邊緣群體的創新創業能力，未能被制度化地加以開發利用。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的社會經濟需要轉型升級，需要擴大內需，需要通過廣泛的創新來刺激經濟內生力..而“包容性”就是在這樣的時期自然而然地來到了吳曉波的研究日程中。包容性創新，意味著今后將從單純追逐快速外向經濟增長淡出，而代之以對民生幸福、社會公平和生態環境的普遍關注及更為廣泛的創新參與。因為中國社會潛伏著上述的種種不安因素，而所謂包容，最有效的指導實踐的意義，就將是不僅對不安因素的消除，而且在更廣泛的程度上開發與利用更多社會群體的創新力，從而使中國和世界的持續發展有保證。我們看到“包容性”已成為新階段中社會整體和諧發展的政策關鍵詞，也成為了吳曉波創新的主要研究方向。從2008年開始，吳教授即與印度的學者合作開展了特別針對新興經濟體的“包容性創新”體系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國際影響。

　　本期中我們特約吳曉波教授和他的兩位博士生寫了《包容性發展釋讀》，所以理論本身，此處我就無需贅言了，留饗讀者們自己!這里需要說明一下的是，在與吳曉波教授的交談中，筆者還特別留意了他提到包容性創新理論形成過程中所受到的印度學者的思想啟迪，提到他們與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專家合作，共同開展“創新系統建設促進包容性發展：中國和印度欠發達地域的經驗與啟示”的項目研究。吳的研究團隊和合作單位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資助的重大國際合作研究項目：發展中國家包容性創新體系研究——理論構建與實證分析”——我深有體會，曾幾何時，我們的學術眼光就逐漸開始只專注于歐美發達國家了。其實就我看來，在現階段的經濟改革中，對發展中國家思想的重視本身就是一種包容性的態度和創新。

　　吳曉波及其研究團隊的同事們的理論決不是放在象牙塔中僅供研究所用的，他們與企業家群體有廣泛密切的聯系，他們的理論來自于實踐，再用于實踐的指導。他的研究團隊跟蹤研究的縱向案例企業有的已經長達20余年。他笑著說，在跟蹤研究某一企業的過程中，甚至曾經有人從當年的一名博士生做到了該公司的獨立董事。許多企業家都幫助過他們的實證研究，也受潤澤于他們的研究。吳說：“他們(企業家們)到我們這里來，讓我們敲打他們的靈魂。”——一句話中，滲透著多少思想者的社會責任心，同時又展現了他與企業家們無間的關系。他很喜歡用管理大師德魯克的話：“中國發展的核心問題，是要培養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者不可能依賴進口。他們應該是中國自己培養的管理者，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并深深植根于中國的文化、社會和環境當中。只有中國人才能建設中國。”擁有許多優秀的新型企業家學生，是吳曉波的驕傲。

　　在整個交談的過程中，我最感受深切的是吳曉波教授國際化而又根植于中國實踐的管理理論的創新性和時代性。他的理論與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是緊密呼應的。我想，這可能是為浙大的“求是”校風熏染所致，也或是由于我們這一代人的對“質”的普遍重視，更可能是與中國知識分子代代相傳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分不開—我又想，真正的做學問畢竟還是應該把可用之于國、可用之于民放在上位吧!

　　“二次創新 ” (Secondary Innovation)就是在開放的環境下學習引進，在學習引進的同時結合本國的要素結構和需求特點，再創新路，自成一家，后來者居上。

　　“包容性創新”(Inclusive Innovation)與中國現階段社會經濟的轉型升級緊密相關，目的在于形成促進經濟改革成效惠及社會大多數人的引擎。主張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兼及社會、教育、醫療全面發展，并盡可能地縮小城鄉、地域、貧富等差別，關注弱勢和邊緣群體的創新能力提升，均等創新機會，使社會健康、可持續地共同發展。

　　注釋 1：《全球化制造與二次創新：贏得后發優勢》，吳曉波著，機械工業出版社， 2006。